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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邓小平重视海外华侨华人作用论析

2014-11-04   来源:   点击:

在领导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过程中,邓小平非常重视发挥海外华侨华人的作用,积极促进海外华侨华人帮助祖国架起通向世界的桥梁,支持海外华侨华人参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为推动祖国统一大业、中华民族的复兴贡献力量。

        一、感召海外华侨华人支持和参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

“文化大革命”结束时的中国,国民经济已处于濒临崩溃的边缘。邓小平认识到:“同发达国家相比较,经济上的差距不止是十年了,可能是二十年、三十年,有的方面甚至可能是五十年。”[1]邓小平深知振兴经济对于整个民族振兴的决定性意义,他说:“我们集中力量搞四个现代化,着眼于振兴中华民族。没有四个现代化,中国在世界上就没有应有的地位。”[2]“要急起直追,要努力赶上。”[3]从根本上说,振兴中华民族就是要把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并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振兴中华民族成为时代的最强音,改革开放、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成为时代的主旋律。

 邓小平注意到,海外华侨华人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雄厚的科技实力、丰富的人才资源,更拥有强烈的爱国情怀,他们期盼中国强盛,是中国尽快发展起来的一支重要力量。遗憾的是,“文化大革命”中,有海外关系的人被冠以“特务”、“里通外国”等罪名,受到歧视、打击和迫害,这极大地挫伤了海外华侨华人的爱国热情和建设家乡的积极性。粉碎“四人帮”以后,邓小平一复出工作就把海外关系问题的拨乱反正提上议事日程。1977年10月2日,邓小平在接见港澳同胞国庆代表团时指出:“说什么‘海外关系’复杂不能信任,这种说法是反动的。我们现在不是海外关系太多,而是太少。海外关系是个好东西,可以打开各方面的关系。‘四人帮’胡说什么‘地、富、反、坏、侨’,把华侨同地、富、反、坏并列起来。这种错误政策一定要纠正过来”,并指出:“要做大量工作,进行政策教育,全国执行。”[4]这是邓小平对海外华侨华人的作用作出的正确判断和充分肯定,从而彻底为颠倒了的海外关系正名,温暖了广大海外华侨华人的心。

        改革开放伊始,在推动对外开放迈出实质性步伐的时候,邓小平就首先考虑到海外华侨华人的作用,明确主张引进华侨华人资金搞建设。1979年初,他邀请工商界领导人胡厥文、胡子昂、荣毅仁等人共商大计,他说:“现在搞建设,门路要多一点,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华侨、华裔也可以回来办工厂。”[1](p.156)这在当时无疑是一个十分大胆的突破。

邓小平最早筹划经济特区的时候,也充分考虑了海外华侨华人这个因素。1979年4月,他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期间第一次提出创办特区的大胆设想,并在会上提出:广东、福建实行特殊政策,利用华侨资金、技术,包括设厂,这样搞不会变成资本主义。[4](p.506)确定建立深圳、珠海、厦门、汕头四个经济特区,正是考虑到这些地方拥有海外和港澳台同胞投资的优势。对于这一点,邓小平在后来回顾和总结建立经济特区的设想时讲得很清楚:“那一年确定四个经济特区,主要是从地理条件考虑的。深圳毗邻香港,珠海靠近澳门,汕头是因为东南亚国家潮州人多,厦门是因为闽南人在外国经商的很多”。[2](p.366)

邓小平认为,吸引海外华侨华人回来参与建设,“这是最节省的办法”。1985年12月17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邓小平讲到他刚对杨尚昆转来的一封信作了批示,来信建议要利用华人、华裔为我们工作。邓小平很赞赏这种方式,他说:“有些人回来工作也可以,回来几个月也可以,但要解决待遇问题。”[3](p.1099)1986年6月,荣氏家族200多名亲属从海外回祖国团圆观光,他们中不少在国外工商界、科技界享有很高的知名度。邓小平亲切地接见了他们,对他们说:“我们要争取整个中华民族的大团结。你们有本领、有知识,是能够为我们国家做出重要贡献的。”[2](p.161)荣毅仁正是通过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和荣氏家族广泛的海外联系,为中国引进外资、融通资金、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和管理方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当然,邓小平也非常注意对海外华侨华人的政策问题。1982年11月17日,参加国务院侨办和外交部召开的国外华侨、华人工作座谈会的外交部部分同志来信反映,不赞成会上关于对外籍华人政策的一些提法。邓小平于19日作出批示:“对外籍华人的政策和讲话,要十分慎重。这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特别是东南亚。外交部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3](p.870)

引入海外华商资本对于改革开放之初建设资金短缺的中国来说意义重大,不仅可以影响和带动国内经济的发展,而且还可以吸引更多的外国投资者来中国投资。1984年2月,邓小平在视察厦门后指出:“要把整个厦门岛搞成特区。这样就能吸收大批华侨资金、港台资金,许多外国人也会来投资,而且可以把周围地区带动起来,使整个福建省的经济活跃起来。”[2](p.52)

对海外华侨华人的关心和信任,激发了他们热爱祖国和为中华民族振兴加油助力的热情。许多华侨华人大量投资中国经济,直接或间接参与中国各项建设事业。邓小平对他们的爱国热情给予充分肯定:“绝大多数华侨都是带着爱护和发展社会主义祖国这个愿望来的,与纯粹的外国投资不同。”[1](p.235)这种信任也是吸引海外华侨华人来华投资的一个重要因素。

事实证明,邓小平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海外华侨华人经受住了历史风浪的考验。1989年政治风波后,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制裁,外国企业纷纷停止来华投资,有些已经投资的也撤了回去。但海外华商和港澳台同胞不但没有撤资,而且继续投资。在祖国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鼎力相助。对此,1990年4月7日,邓小平在会见泰国正大集团董事长谢国民等人时自豪地说:“西方一些国家对中国的制裁是不管用的。”因为“我们还有几千万爱国同胞在海外,他们希望中国兴旺发达,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2](p.357,358)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风云变幻,中国在面临挑战的同时也迎来了大好的发展机遇,邓小平从战略高度反复强调要把经济搞上去,同时再次强调了海外华侨华人的独特作用。1993年初,邓小平在同上海各界人士共迎新春时,强调重视海外华侨华人的作用时指出:“对中国来说,大发展的机遇并不多。中国与世界各国不同,有着自己独特的机遇。比如,我们有几千万爱国同胞在海外,他们对祖国做出了很多贡献。”[3](p.1359)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海外华侨华人积极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为中国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正如邓小平所期望的,海外华侨华人发挥了重要的桥梁纽带作用,促进了中国对外合作交流,带动了一批批外商来中国投资,不仅弥补了建设资金的不足,同时也学习了外国先进的经营管理经验和方法,从而推动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二、广纳海外华侨华人才智,为振兴中国科技事业助力

当今经济的发展,离不开科学技术的发展。然而,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不但在经济上同世界发达国家存在很大差距,在科技上的差距同样不容乐观。科技水平低、科技人才匮乏成为制约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障碍。为尽快提高我国的科技水平,邓小平主张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把世界一切先进技术、先进成果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1](p.111)为此,他特别关注奋斗在世界科技各个领域、取得显著成就的数十万华侨华人科技人才。他认为,与海外华侨华人加强交流,是中国学习外国先进科学技术,吸收外国先进科技经验和成果的一个重要的、直接的渠道。同时,海外华人科学家的知识和经验也是振兴中国科学技术事业的独特而宝贵的财富,而“华侨和华人都是一片爱国心。美国有很多华人科学家,但心是在中国的,愿意帮助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4](p.492)所以,邓小平把加强同华裔专家的交流沟通作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一项重要战略举措来抓,提出“接受华裔学者回国是我们发展科学技术的一项具体措施”。[1](p.57)

从1979年开始,国家有关部门有计划、有步骤地邀请华侨华人学者、专家和其他人才来华工作,主要是讲学、进行学术和技术交流。当时,党内在这个问题上思想还不够解放,思路没有打开。针对这种情况,1983年7月8日,邓小平约见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姚依林及国家科委主任方毅和国家计委主任宋平等谈话,明确提出要利用外国智力,“请一些外国人来参加我们的重点建设以及各方面的建设”。[2](p.32)根据这个具有战略意义的构想,8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关于引进国外智力以利四化建设的决定》。9月7日,中央即成立了引进国外人才领导小组。

邓小平把引进国外智力特别是海外华侨华人中的科技人才作为中国发展高科技的重要环节。为此,他特别重视华人中的杰出科学家,如李政道、杨振宁等,感叹“多几个这样的人才就好了”。[5]仅从1977年8月至年底,也就是邓小平刚刚复出的这段时间里,他会见海外华人就达10次之多。【笔者根据《邓小平年谱(1975~1997)》相关内容统计而成。】从20世纪70年代末直至整个80年代,邓小平频频约见有影响的海外华侨华人和著名的华人科学家【邓小平接触比较多的有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杨振宁、丁肇中,著名数学家陈省身,物理学家袁家骝、吴健雄等。】,倾听他们的意见和建议,过问有关具体问题,并作出决策。

美籍华人教授陈省身曾任美国国家数学研究所所长,为了使中国的数学研究水平在国际上取得应有的地位,早日成为数学强国,他于1985年回国创办了南开大学数学研究所并任所长,决心在中国本土建立起自主培养高级数学人才的基地。研究所很快造就了一大批活跃在海内外的高水平的中青年科学家,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的数学研究和学术交流中心。邓小平多次会见这位为提升祖国数学研究水平做出突出贡献的海外华人教授,并于1986年11月3日的会见时指出:“你立足国内培养人才,这个方法好。用这个方法可以培养更多的人。”[3](p.1150)

有着世界眼光的邓小平,深深了解海外华人科学家在世界科技领域的地位。因此,他非常重视听取海外华人科学家的意见和建议,从他们那里了解国际科技新动态及看法,鼓励他们建言献策,这对邓小平了解国际科技新动态,形成科技发展指导方针和思想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比如,“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2](p.279)这一重要思想就是1988年10月24日邓小平在视察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时提出的。李政道是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建设的积极推动者,但由于种种原因,该项目几经论证,悬而未决。1984年5月21日,他见到邓小平,再次建议要尽快确定这项工程的建设,邓小平听后当机立断:“要解决具体问题,不要拖,拖是最大的官僚主义,财政拨款找万里”。[3](p.976)10月7日,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国家实验室正式开工,邓小平亲自出席了奠基典礼。1988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台高能粒子加速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首次对撞成功。这是中国在高科技领域取得的一项重大突破性成就,对推动中国高科技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为了争取几万名在国外的优秀留学生回国工作,并使他们尽快成长为学科领域的带头人,李政道曾两次给中国国家领导人写信,建议在中国设立博士后流动站,实行博士后制度。1984年5月21日,李政道又向邓小平提出了这个建议。在询问关于国外对于博士后培养的情况后,邓小平当即表示赞同:“设立博士后流动站,是一个新的方法,这个方法很好。培养和使用相结合,在使用中培养,在培养和使用中发现更高级的人才。十个博士后流动站太少,要建立成百成千的流动站,要成为制度。”[3](p.976)1985年7月,国务院正式批准了国家科委、教育部、中国科学院在中国试行博士后制度的报告,决定设立博士后流动站,实行博士后制度。博士后制度对培养高端人才、推动科学研究,发挥了重要作用。除此之外,李政道教授还对中国的科技发展提出过许多建议,邓小平都非常重视并一一表态或作出批示。

为祖国科技发展献计献策的海外华人科学家还有很多,邓小平对他们同样给予重视。1977年10月10日,在听到美籍华人、高能加速器专家邓昌黎教授参观高能物理研究所、原子能研究所和广播器材厂后,认为这些机构水平高但面窄时,邓小平指出:“这个意见很好!我们要采取具体措施,创造条件,抓住了问题就解决”。[4](p.219)1983年12月28日,邓小平会见美籍华人杨振宁教授,杨振宁建议在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成立软件小组,邓小平说:“这个意见很好。要看得远一点,要不然来不及。科技大学要作为重点支持。”[3](p.952)美籍华人吴健雄教授提出,中国解决农业问题要搞生物工程,投资少,见效快。这个建议引起了邓小平的重视。1986年9月13日,邓小平听取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汇报当前经济情况和明年经济体制改革方案,在讲到农业情况时,他特别提到了吴健雄的这个建议,明确指出,2000年粮食要达到9600亿斤,要靠生物工程。[3](p.1137)

在邓小平的直接推动下,许多海外华人科学家不仅为中国的科技发展积极建言献策,还经常回国讲学、指导和参与一些重要的科学研究工作,这对于促进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缩短同世界的差距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30多年来,中国在一些重要的高科技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和显著成就,比如计算机技术、放射技术和航天工程等,大大缩短了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

三、充分发挥海外华侨华人在实现祖国统一中的纽带作用

收回对香港、澳门的主权,实现大陆与台湾的和平统一,既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也是民族复兴大业的必然要求和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明确指出:“国家的统一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愿望。这不仅有利于子孙后代,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上也是一件大事。”[3](p.797)对于统一的意义邓小平曾指出:“祖国统一后,所有中华民族的子孙就不仅是站起来了,而且飞起来了。”[3](p.1189)在领导中国建设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历程中,解决台湾问题,使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完成统一大业,是邓小平最为关切的、重点思考的问题之一。

邓小平把海外华侨华人视为连接大陆和台湾的一条重要纽带,一支推动中国统一的重要力量,不断向海外侨胞传达一个意思,即海外华人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他说:“我们都是立足于振兴中华民族,口号是‘振兴中华’。不管怎样,我们都是一个根”,[3](p.1189)并在各种场合向海外侨胞阐述中国的方针政策和原则立场,希望他们为祖国统一多做贡献。1982年12月14日,邓小平会见新增选的全国政协常委、从台湾回到大陆的马壁教授和由美国回国定居的原台湾大学教授范寿康,勉励他们为祖国和平统一事业贡献力量:“你们的行动要产生深远的影响。国家总是要统一的,你们带了头,这很重要。”[3](p.876)1984年10月1日,邓小平在国庆35周年庆典讲话中号召,希望全国各族同胞,包括港澳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共同促进这一天早日到来。[2](p.70)

为了实现统一大业,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而“一国两制”这个概念,是邓小平在会见海外华人李耀滋时第一次提出的。李耀滋当时是美国华人协会主席、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天系教授,他积极致力于促进海峡两岸统一大业,他说,虽然自己入了美国籍,但那是法律的问题,感情上还是中国的。1982年1月11日,邓小平在会见李耀滋时,同他谈了解决台湾问题的设想,第一次使用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说法:“九条方针是以叶副主席的名义提出来的,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两种制度是可以允许的。他们不要破坏大陆的制度,我们也不破坏他们那个制度。”[3](p.797)邓小平还希望他有机会到台湾,给蒋经国传个信,很想再会一次面。为此,李耀滋十分郑重地去了一趟台湾,见到了蒋经国的儿子章孝严(蒋孝严),传递了邓小平的口信。邓小平不仅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构想,而且提出了实现大陆与台湾和平统一的具体方针政策,即著名的“邓六条”。而“邓六条”也是邓小平在会见海外华人时首次提出的。1983年6月26日,邓小平会见毕业于台湾大学历史系的美国新泽西洲西东大学教授杨力宇时详细阐述了实现大陆与台湾和平统一的六条具体方针政策,并强调:“问题的核心是祖国统一。和平统一已成为国共两党的共同语言。但不是我吃掉你,也不是你吃掉我。我们希望国共两党共同完成民族统一,大家都对中华民族作出贡献。”[2](p.30)

丁肇中教授是从台湾到美国留学后定居美国的爱国美籍华人。1984年10月4日,邓小平专门会见并设午宴招待回国参加35周年国庆盛典的丁肇中和他的父亲丁观海教授。邓小平向他们阐述了“一国两制”的构想:“一国两制”对台湾更宽一点,他们还可以有军队。在经济、文化、民间交流等问题上也和香港一样。我们不用社会主义统一台湾,台湾也不要用三民主义统一大陆。当丁肇中提出希望能在台湾见到邓小平时,邓小平立即表示:“好啊,我很愿意。”[3](p.1000)

从上述可以看出邓小平非常重视海外华侨华人对于促进祖国统一的作用,也希望他们做更多的工作。

香港、澳门、台湾同胞和海外华侨华人在顺利收回香港、澳门主权的过程中,起到了无法替代的作用。对于晚年的邓小平来说,祖国统一是他的一大牵挂,“希望国家能早点统一。”[3](p.1189)为此,他特别强调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力量:“只要站在民族的立场上,维护民族的大局,不管抱什么政治观点,包括骂共产党的人,都要大团结。”[2](p.76)“大陆同胞,台湾、香港、澳门的同胞,还有海外华侨,大家都是中华民族子孙。我们要共同奋斗,实现祖国统一和民族振兴。”[2](p.362)邓小平把海外华侨华人视为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重视海外侨胞的作用,深深打动着每一个海外赤子的心,香港、澳门如期回到祖国怀抱,更加激发了中国人民实现大陆和台湾统一的愿望,“一国两制”也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同,越来越多的海外华侨华人成为两岸沟通的桥梁和纽带,为促进两岸交流、加快统一进程,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和民族振兴贡献力量。(姜淑萍  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三编研部副主任、编审,《当代中国史研究》2012年第6期)

[参引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32页。

[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7页。

[3]《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189页。

[4]《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14页。

[5]《邓小平论教育》,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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